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一个记忆回来了 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 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 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 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 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 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 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 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 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 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 《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 C. Ahl说 《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 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 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 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五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 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 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 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 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 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 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 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 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 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 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 理解。 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 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 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一九八○年代的短篇 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一九九○年代 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 没有答案，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