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

绪论 摆脱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是近代中国外 交主要目标之一。迄今，中国摆脱条约束缚的叙述典范是“废除不平等 条约”，台海两岸均以“废约”历程为主轴诠释外交史。在此叙述结构 下，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恒居于民国外交史的正统 地位，其废约成果常被凸显。本书则以“修约”为主线，探讨北洋修约之 历程及其意义，[1]一方面依据档案，重建北洋修约案例，探索其外交政 策与交涉策略之发展；一方面将实证研究与革命史观对话，希望能更丰 富多元地理解民国外交史。 研究动机 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是 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 宣传，即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 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 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 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日本、意 大利等）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 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利权，强调是中共最先 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后，彻底清扫帝 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 后，香港、澳门的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2] 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Hevia）指出，国耻和由此引发的反帝思 想，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核心因素。[3]王栋认为不平等条约是中 共历史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藉此证明中共之爱国，以巩固中共统治的 合法性，预示其主导统一中国；因此，不平等条约的论述成为中国定义 与再定义其过去的一种方式。[4]这种论述，数十年来藉由教科书一再复 制，组成庞大革命爱国叙事结构，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影响了数 代人的想法。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 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咸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革 命外交”的发展历程。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 星的优异表现，但是不能突破大格局的局限，北洋修约的成果遂因政治 不正确，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可说完全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 条约，进入20世纪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逐渐成为中国各界各党各派共 同的要求和斗争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 就是一部围绕着不平等条约而展开的历史。[9] 考绎中文“不平等条约”一词之起源，1897年《时务报》已见此词， 云：“日本国外务大臣大隈伯爵，以西二月十六日于众议院演说曰：我 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