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夏尔·戴高乐 （1958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 我的母亲跪倒在地。我从未看到过一个人这样突如其来地瘫软下 去。她甚至没有来得及挂断电话。我在走廊的另一头，但是我能感觉到 她的每一声哭泣和传遍全身的颤抖。她两只手蒙在脸上，像有点可笑的 绷带。父亲走向她，挂上听筒，接着，轮到他自己也瘫坐在门口的扶手 椅上。他低着头，哭了起来。沉默、惊惧，我停在长长走廊的尽头，没 有动。我与我的父母亲保持着距离，感觉是在努力推迟逼到眼前的大 限，是短暂地抵御那我已猜到内容的可怕消息。我就这样呆在那儿，站 着，在苦难的边缘，浑身发烫，眼神满是戒备，注视着迅即传播的不 幸，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击垮。 我的哥哥樊尚在1958年9月28日那个星期天死了，在图卢兹，在傍 晚的时候。电视刚刚宣布17 668 790法国人最终接受了第五共和国新宪 法。 那一天，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都没能去投票。他们在哥哥的 床边度过了整个白天，他的病情在头天夜晚恶化了。接受了阑尾炎并发 急性腹膜炎手术，他在那个白天陷入昏迷。 我还记得，值班的医生曾长时间地接见我的父母，以便给他们交代 在他看来已是不可怀疑的结局。在这次会面过程中，我被留下，坐在走 廊的一个椅子上，问自己那扇门后边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听。我想 到我的哥哥，想到所有他出院后将会向我讲述的一切，而且，我已经在 仰慕他此后几个星期里会享有的一个英雄的、一个死里逃生者的形象。 在那时，我八岁，而樊尚还不足十岁。这点微不足道的年龄差事实上却 是重要的。对他的年龄来说，樊尚又高又壮，体格健美，是那种俗话说 生下来为新世界打造基础的人。他天生具有惊人的成熟，总是耐心地给 我讲述成人世界的变迁，一面庇护我于它的风云变幻之中。在学校里， 他享有无人可及的声望，但是当他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时候，他也毫不 犹豫地反抗老师，或者反抗父母。在我眼里，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他巨 人般的高度。在他身边，我感觉自己在变幻无常的生活中得到了庇护。 而且直到今天，他死后四十多年了，每当想起我们的少年时代，他总是 那个被爱戴和被崇拜的巨人。 父亲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然后向我走来，可以说他已是一个老 人。好像在他身后拖着一种看不见的重负，阻绊着他的脚步。我看着他 走近，模糊地感觉到他将要向我宣布世界的末日。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 上，说：“你哥哥刚刚死了。”没看父亲那痛苦的面容，没对他表现一点 儿细微的感情流露，我冲进樊尚的房间，占有了他那有六匹白马拉着的 铬铁四轮马车。这个玩具，或者宁可说这个纪念物，是我的叔叔，一个 斜眼的使人讨厌的小个子男人和大旅行家，两年以前从伦敦带给他的。 它肯定是来自白金汉宫附近某个平庸的纪念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