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陈嘉明

的存在的历史模式和作为自主性的自我的构成作为问题进入哲学家的视野，成为哲学反思 与批判的对象。有鉴于此，福柯强调，我们应当从启蒙中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或者说能 够连接起我们与启蒙的共同的态度，正是这种对时代进行永恒批判的哲学气质，而不是去 忠实于某种信条。特别地，他提出必须从“‘支持或者反对启蒙’的智性敲诈中解放出 来”，也就是说，反对对启蒙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片面态度，而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对 启蒙的精神实质怀有正确的认识，重在承续发扬它的质疑与批判的精神。 福柯并且把这种哲学批判的精神气质概括为一种认识到某种“界限”的态度。在他看来， 批判乃是由“对界限的分析与反思构成的"[^ P 437 )，虽然对他而言，今天批判的实践面 临的是与康德不同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说，康德所要划定的是经验科学的认识界限——现 象世界，而福柯所要辨明的则是批判实践的界限——“它不再是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正式结 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性探讨”[ l ]( p « 7 )。这意味着批判的目标不是去制造形而 上学，不是去寻求确认一切认识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去质询将我们的思想与行 为同历史事件连接起来的那些话语的具体实例。 福柯所说的这种批判的实践，意指自己的“谱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他指出，谱 系学是在“构思”的意义上的，而考古学则是“方法”意义上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谱系 学的方法乃是一种“能够阐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等事物之构成的一种历史形式，它无 需参照某个主体，不管这个主体超越了事件场，还是顶着空洞的自体贯穿于历史 ”[ 3 ] ( P434 一 435 )。 它着重于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权力与知识、主体、自我之间 的关系；具体说来，即权力之网对于知识、真理、主体的支配、控制关系，而不是像以往 的主体哲学那样，需要依据某种先验的“主体”概念，以之作为根本的参照系来把握知 识、真理与主体等。 与谱系学不同，考古学方法的特征在于：其一，它是历史的，设法得出的是使我们的所 思、所说、所做都作为“历史事件”来得到陈述的那些话语；其二，它是探求规则的，以 类似于康德问题（纯粹数学、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等）的方式，旨在探究知识得以可能的条 件，即支配我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各种生产法则和转换法则是什么，虽然这些法则属 于“知识的积极无意识”的东西，我们未必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在这方面，考古学的研 究“并不设法得出整个认识的或整个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设法得出作为历 史事件而得到陈 述的那些有关思想与行为的话语-540) 。 不论是考古学还是谱系学，福柯声言他的这些研究方式所追求的目标完全是非形而上学 的，或者说，他所持的是一种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它属于实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