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自 序 洗衣籃與香水信紙 那是1999年的一個夏天午後，天空很藍，陽光灑了滿地。 我剛從台北搬回芝加哥，剛完成一年的田野工作，大隱而世，準備 開始和博士論文長期抗戰。面對厚厚一疊訪問稿以及雜亂的資料， 我苦惱著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來清理家居環境，前去街角的投幣 洗衣店從事家務勞動。我租的廉價公寓位在族群混合、階級轉型的 城市北端。這個社區的居民長期以來以非洲裔、拉丁移民為主，市 街上漫布著我常去的牙買加小吃店、墨西哥麵包店，然而，沿著密 西根湖畔，以吸引年輕雅痞為號召的新大廈，正一棟棟蓋起來。 當我扛著一籃髒衣服走在街上，一個中年白人男性從我身邊經過， 沒頭沒腦的丟了一個問題給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你有認識人可以來當我媽的看護嗎？）」我 瞠目結舌，無法在腦中將這一串英文字轉譯成為有意義的問題，這 位老兄可能以為我聽不懂英文吧，看我沒反應就轉身走開了。 扛著洗衣籃，我站在白花花的陽光下，困惑慢慢蒸發成憤怒。 優勢族群看見深色皮膚，就以為看見奴隸的腳鐐與打工仔的漂泊靈 魂。類似的情境早發生在1965年的紐約，黑人女性主義詩人安卓勞 德（Andre Lorde），推著她的女兒到一家超級市場購物，迎面走來 的一個金髮小女生，拉著白人媽媽興奮地說：「Look, mom, a baby maid!（媽媽你看，這裡有個小孩女傭耶！）」 我選擇研究家務移工這個題目的由來單純，工作與性別是我的專長 領域，移民人權與社會不平等也呼應我政治上的關懷。沒有料到的 是，我在田野工作與寫作論文的過程中，這個主題屢屢和我自己的 生活經驗交相激盪。墜落美利堅異鄉，在他人的注視裡，我突然變 成一個披戴傳統面紗的「第三世界女人」，或是充滿異國風情的亞 洲女郎。失去母國語言文化的羊水保護，我努力讓自己的英文口音 「美國化」，以免我的美國學生把「聽不懂助教的英文」當作抗議 分數太低的藉口。作為一個少數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勞工， 是菲傭在台灣，也是我在美國。人們眼中的美國夢土，在我的求學 與工作經驗中教會我更多有關核心國的文化霸權或種族歧視的非正 式課程。 當然，我不至於天真地忽略我與東南亞移工之間的明顯社會差異。 我們的平行移民路徑，反映出世界體系的多層分化：台灣留學生去 歐美核心國取經的同時，台灣資本家從亞洲的邊陲進口廉價勞動 力。台灣的報章雜誌不時對於全球化的生活風格提出浪漫歌頌，像 是在跨國公司工作的台灣人暢談在上海跟英國朋友一起吃義大利 麵，眺望蘇州河的燦爛霞影。然而，地球村的烏托邦只適用於有經 濟及文化資源者得以跨國流動的都會新貴，他們享受的豪華五星飯 店與異國情調餐廳，實是移民勞工遠渡重洋前往的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