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想，颇蒙其影响。”（《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话并没有夸张。它给中 国思想界带来的巨大冲击，无论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称得上前 所未有，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有如狭间直树教授在本书序 言中所说：“在上一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 文明史转型时期，他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如果对这个时期 的梁启超没有深刻的了解，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的这场大变动也就很 难有完整而真切的把握。 但是，梁启超并不懂得西文。他向中国人介绍的西方近代社会政治 学说，都经过日本的中间媒介。他说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半属旧籍， 去时势颇远”（《清代学术概论》），而他自己并不能阅读西方书籍和 报刊文章，无法直接了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最新成果和动向。他所知 道的，其实只是经过日本学者选择和译介过来的东西，其中自然包含着 日本学者自己的印记。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正发生着激烈的变动，新的 问题不断涌现，思想界异常活跃，译介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既多且快， 并且往往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彼此间展开热烈的争论。这些，自然都 会对留居日本、密切注视着日本社会的梁启超产生巨大影响。梁启超文 章中的有些观点，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创见，而是用他那支“条理明 晰”、“常带情感”的笔，对日本出版物中流行的看法加以概括和复述罢 了。他所思考的问题，不少正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 有时梁启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发生陡然变化，也常同当时日本思想界的 争论和变化直接有关。他接受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是由于读 了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论》，尽管伯伦知理的学说在那时的日本已失 去影响，但作为日本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知识积累，却适合梁启超 的现实政治需要，所以，对他仍起了不小作用，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 重要位置。梁启超这样说：他到日本后，“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 变”（《三十自述》）。他所说的“思想为之一变”，正是置身日本、体 验并吸收了明治时代文化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不了解当 时日本思想界的种种状况，便无法了解梁启超是在一种怎样的文化环境 和氛围中生活，也不能真正明白梁启超当时是怎样“变”的，为什么会这 样“变”。 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但对中国学者 说来，研究它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梁启超在日本受到的思想影响，不 仅来自一些日本著名学者的著作，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为数众多的学校 教科书、讲义和杂志文章，以及日本社会中已视为常识的普遍观念。梁 启超有些很有影响的文章，甚至就是直接把日本教科书、文章的内容译 成中文，而又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他的理解有所损益，并增加一些自 己的议论。面对范围如此广泛的研究对象，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