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骚动

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为阿兰·德波顿新书《新闻的骚动》而写 文/邱兵 1989年春节后，我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差 不多应该视作每一个新闻系学生职业生涯的开端。 那个时候，北京的街道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和车，没有鸟巢、水立方和华 尔道夫酒店，但是因为干冷的天气和玻璃瓶的酸奶，这里的冬天比上海 更让我们喜欢。 当然我并没有钱住旅馆和招待所，我住在北京大学我老乡的宿舍里，哪 一个床空我就睡哪一个床，那个冬天我闻到过来自陕西、河北、广东、 四川、云南的各种味道，偶尔我需要将两根醒宝香烟插在鼻孔里用嘴呼 吸才能入睡。 每一天去单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长的。我需要从中关村坐332路公 交车去白石桥，然后坐地铁到东直门，出来后换107路坐到海运仓胡 同。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我永远哼着同样的一首歌，那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马 兆骏唱的歌，叫《我要的不多》，它翻来覆去就唱，你一定要告诉我， 这个世界孤单的，不只我一个。 另一个孤单的身影每天也从北大出来坐332路公交车。 他叫老肖，和我一样21岁，但是长着41岁的脸，宜昌人，他学的是经 济，在一家中央大报实习。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门口买酸奶，在白石 桥车站分手。 他第一次和我讲话是在公交车上，这家伙像地下党一样凑过来说：“海 子死了你知道吗？”我那时不知道海子是谁，没敢接茬。这家伙继续神 秘地说：“从山海关到龙家营的铁轨上，啪，一分为二。” 老肖说：“得空我得去一趟山海关，我要搞清楚海子看到些什么、想些 什么。我素材收集了不少，不出五年，中国第一思想记者就姓肖了。” 再大的牛皮也掩盖不了思想记者老肖比我更没钱。我有时会买两个肉包 子吃，但他从来不买，说早晨吃不下，但是有一天我请他吃了一个，我 觉得他只花了一点五秒就吃完了。 3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成为新闻人老肖的终结。 那个周末老肖来宿舍找我，问我可不可以第二天陪他去一趟延庆县。 老肖的父亲患了重病，过来北京求医，结果几家医院都不收，理由是治 无可治。20多年后回想起来，大概是肠癌转移到了肝部。束手无策的老 肖从他老乡那里拿到了一个神医的地址，说神医救过不少无药可救的 人。 地址就在延庆县。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俩架着行动困难的肖老伯上了往延庆县的长途 车。肖老伯其实只有50出头，早年丧妻，一个人拉扯老肖和一个还在上 初中的妹妹。疾病让他的身体只剩下70多斤。 神医在一个民宅里坐堂。我们刚刚坐定，一个助理模样的人朝我们伸出 一只张开五指的手，老肖傻乎乎地也伸出一只手准备击掌。那人面无表 情地说：“50块。” 老肖有20多块，我有30多块。凑完钱，神医背对着我们在纸上写了什 么，然后折好交给我们说：“去吧。” 我们走到光天化日下打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