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

文前辅文 政府的统一使你们成为一个民族，它对你们同样弥足珍贵。 The Unity of Government which constitutes you one people is also now dear to you. ——华盛顿 《告别演说——致合众国人民》（1796年9月19日） 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 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 ——孙中山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6日） 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 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 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 新中国。 ——毛泽东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年9月30日） 序一 溯源辨流 求本探真 宋人有诗云：“谁擘岩扉石窦开，中流玉水潄苍苔。有时卷雪从天 下，端是源头蓄得来。” [1] 流水飞瀑，自有其源；理论政策，亦是如 此。以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而言，她本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评估、评析理论政策的优劣、得失，显然需要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条 件之下，探究其生发的本源、思想的渊源、实践的效果和未来的走向， 然后才能得出科学、客观、准确的结论和判断。 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一百余年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历 了昏暗腐朽的晚清和民国时代。这个时代，不单单记录着全体中国人的 屈辱和苦难，同时也记录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奋斗和牺牲。可以说，中国 的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 孕育、生长出来的。最早接触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并介绍、传播这门 学科进入中国的学者，大多也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家，从康有为“平满 汉、去种界”的上书，到梁启超“合汉满蒙回藏”的主张，再到顾颉刚“中 华民族是一个”的判断，都是对一代又一代学人忧国之心、救国之志的 历史写照。而处于同一时代的政治家或革命家，同样高度关注民族问题 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从兴中会的“驱除鞑虏”到辛亥革命 的“五族共和”，从北洋军阀的“规复旧制”到孙中山的“国族融合”，再到 蒋介石集团的“国族—宗族论”，各派、各系政治力量曾经先后提出了多 种试图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方案和政策措施，但最后都未能也 不可能结出现实的果实。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将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充分汲取了同时代学人的理论 智慧和政治家的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理 论政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 熊芳亮同志的这本书，对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