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自序 一部中国近代史常让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缘于我们总是也只 能通过前人留存的文字、实物和言语的“碎片”来感受历史和认识历史。 中国近代史相较之前的中国史，碎片恰恰留得特别的多。 这好比一幅高难度的拼图，治近代史者面对的是从史料魔盒中倾泻而出 的海量碎片，因此若无关节之言来定位之，统摄之，我们将经常看到错 乱之图与失真之图。而本书选择的关节之言是“思想革命”与“文化运 动”。 谈“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并非是说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经济基础和社会 结构的变迁不重要，相反在纷繁的历史过程之中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变 量。不过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乃至迷信确实是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一 个显著特色。梁启超即指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 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杜亚泉则发现，“吾国历史上内部之战乱， 究其最重之原因，则关系经济者居多”。 [1] 但到了近代与西洋思想相接触 后，多演变为国民思想之冲突， [2] 由此产生的现象是近代中国“少数维新 之士”总是试图凭借“先进”的思想来搅动不那么“先进”的社会，而且还 经常效果显著。 1903年夏曾佑在《中外日报》上撰《论新党之将来》一文，把“逐满 党”和“立宪党”放在一起批评，说他们“观其举动，则空言而止”——演 说是空言！出报是空言！著书是空言！发电是空言！与反对者大哄也是 空言！而且“终日所言，皆欧美、日本之粗迹，而于己国之历史之往 事，社会之现情，瞠乎未之有睹，而且不屑道之”。 [3] 可是到1912年，在 袁世凯的奏疏里，这些在夏氏看来植根于“欧美、日本之粗迹”的“空 言”却着实不空，变成了“人心由学说而定，莫可挽回者”！ [4] 在夏曾佑眼中新党因咄咄“空言”而未来无望，到清廷因“人心由学说而 定”而黯然逊位，其间距离不过九年，但“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力 量已昭然若揭。 1912年后各路人物仍然在不断阐释、演绎着这种似乎无所匹敌的力量。 梁启超就说辛亥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而已；若深探 其微，则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盖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 弃，而数千年社会组织之基础，将翻根柢而动摇”。 [5] 李大钊则指出： 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夫兴亡倏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 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 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罗马帝国 之陵夷，亚拉伯帝国之建设，自外象观之，或由外敌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颠覆，而其真 因，实在国民思想之变化耳。即如吾国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觏，平心论之，清室非 有凶暴之君，民军不过一旅之众，而黄鹤楼头，一呼百应，谓非由......